在最高检鉴定人讲了三起案件，告诉你科技是如何推动案件办理的

科技助力办案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科技手段通过链接公平正义的方式，影响普通人的人身、财产权益。9月20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举办第46次检察开放日活动，举办地选在了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

在这个到处是实验室、鉴定室的地方，来自北京市部分中学的师生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一起，通过真实案例了解专业技术支撑起的司法公正。

毒物鉴定：敌敌畏为何在第6次鉴定中才被检出？

储兰在介绍一起刑事案件。新京报记者 行海洋 摄

王某多次偷偷给前夫赵某投毒百草枯，导致赵某住院治疗，后又向赵某的点滴瓶内注入敌敌畏，赵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王某供认先后向赵某投了百草枯和敌敌畏，且法医鉴定赵某系两种毒药共同作用致死。但是，云南省的多家鉴定机构先后5次毒物鉴定都没有检测出敌敌畏。2021年9月，经研究中心鉴定，赵某体内同时发现了百草枯和敌敌畏。

研究中心储兰介绍，送检的只有死者0.3毫升的腐败静脉血，而一般检测至少需要2毫升血样。为了有效利用检材，鉴定人员先后进行了600多次先导实验，最终在检测时检出了微量百草枯和痕量敌敌畏。通俗地说，痕量就是只有一点儿痕迹。

为何前5次都无法检出，而在研究中心就可以？储兰告诉记者，这是基于研究中心法医毒物专业室万亿分之一级别的检测灵敏度，“相当于在有2500吨水的标准游泳池中加入2.5毫克物质就能检出的水平。”

图像鉴定：离开案发现场的究竟是父亲还是儿子？

代云飞在介绍父亲替儿子顶包案。新京报记者 行海洋 摄

研究中心代云飞介绍了一起通过监控视频图像鉴定出父亲替儿子顶包的案件。

这是一起故意伤害案。在案发现场，周某乙称是自己砍伤的被害人，但是被害人和目击证人均指认，周某乙的儿子周某甲是作案凶手。

“通过监控录像我们可以发现，案发以后父子二人中一个离开案发现场，一个进入案发现场。这个人进入案发现场以后，在警察来之前没有再离开。判断这起案件是否系父亲顶包，关键在于判断离开现场的这个人到底是儿子还是父亲。”代云飞介绍。

由于案发时已是深夜，监控录像比较模糊，父子二人衣着特征又较为相似，难以直接判断。“我们首先对监控录像做了精确处理，将关键图像清晰化处理到极致状态。但从图像中我们依旧没办法直接判断离开现场的是否系儿子。”代云飞称。

传统方式无法解决问题，步态以及身高测量技术分析给案件带来转机。

“我们首先提取父子二人在白天正常走路时的步态影像，步态特征虽然不能用于大范围的筛选，但是可以用于小范围的排除。这起案件刚好就两个人，因此可以用步态特征来判断。”代云飞告诉记者。

通过提取二人右膝盖运动轨迹和右后脚跟的运动轨迹，技术人员发现，儿子周某甲步幅大，步速快，迈步抬腿较低，身体前倾，重心位于两腿之间；父亲周某乙步幅小，步速慢，迈步抬腿较高，身体后仰，重心位于支撑腿。

此外，利用摄像机透视原理，技术人员分析了检材中的两人身高，通过与样本视频对比，得出的数据高度一致，判断离开案发现场的人与儿子周某甲身高特征相符，进入案发现场的人与父亲周某乙的身高特征相符。

通过以上两个特征，技术人员锁定了离开案发现场的是儿子周某甲，随后将这个关键证据报给检察官，检察官再次提审二人，最终父子均承认了案发后存在顶包行为。

卫星遥感辅助：10年前被推掉的果园到底种了多少树木？

李翰良在介绍陈某某征地补偿纠纷案。新京报记者 行海洋 摄

卫星遥感技术通过“俯视视角”观测地面，通过各类传感器获取远超人眼观察范围之外的光谱成像信息，可记录地物的变化，为检察机关快速发现线索、还原事实真相等提供技术支撑。

据最高检通报，在备受关注的南四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公益诉讼专案中，卫星遥感技术对判断水质、受损面积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一先进技术的应用并不局限于涉及大范围的公共利益受损案件。研究中心李翰良介绍了在一起征地补偿纠纷案中卫星遥感技术是如何辅助办案的。

10年前，一地政府部门在道路施工时，未等陈某某到场便组织施工人员将其果园推掉。双方在赔偿阶段出现了分歧，陈某某主张的树木数量与行政单位记录的数量差额较大，他强烈要求检察机关开展行政监督。

“但是树木早就没有了，怎么去核对？检察官委托我们调取10年前的遥感影像。我们调取了2013年到2014年的三幅遥感影像，分辨率在0.7米左右，已经非常清晰了。通过影像可以看到2013年的夏天，树木是非常茂盛的，但当时还是苗木，直径只有几厘米，且种植密度非常大，想要一棵棵数清楚比较困难。”李翰良介绍。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技术人员将遥感影像打印出来，陈某某拿到纸质图像后，用剪刀将其分成7个地块，根据之前记载，每个地块种植了不同的树木。其中一个地块，技术人员根据遥感影像估测面积在0.5亩左右。而陈某某此前主张这块地有2亩、种植了8000至1万棵杨树苗。

“我们对此请教了果木专家，如果要保证这块地的经济价值，最大的种植密度能达到多少，我们取它的最大种植密度来保证陈某某的权益，最终计算出来是3000棵左右。”李翰良告诉记者，当时行政单位记录的这块地有杨树苗2000多棵，我们的计算结果与行政单位的记录吻合。随后，陈某某在补偿协商中主动让步。

不止于此，重金属检测助力公益诉讼、DNA检测锁定犯罪嫌疑人、笔迹检测确认民事责任等，研究中心的每一次检测都对于高质效办理案件产生影响。

研究中心主任刘喆向记者介绍，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利用法医、物证专业技术办案9万余件，同比上升16.5%。大数据和法律监督模型也越来越成为检察机关办案利器。“利用计算规则可实现从海量的数据中发现案件线索，目前各地取得成效的法律监督模型达6000余个，有力提升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

记者获悉，目前，检察系统已建成覆盖全国3600余个检察院的“检察一张网”。最高检可以基于此查看任一检察官、任一案件的案件材料和办案过程，随时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准确发现办案问题，更好落实司法责任制。

新京报记者 行海洋

编辑 张牵 校对 刘军